典当业是人类最古老的行业之一，堪称现代金融业的鼻祖，是抵押银行的前身。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出现典当活动并形成典当业的国家之一。经考证，中国的典当业萌芽于东西两汉，肇始于南朝佛寺长生库，入俗于唐五代市井，立行于南北宋朝，兴盛于明清两季，衰落于清末民初，被取缔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而复兴于当代改革开放，经历了1600多年的历史沉浮。

典当业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恢复经营，1995年公安部发布了《典当业治安管理办法》（公安部第26号令），1996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颁布了《典当行管理暂行办法》，明确典当行为非银行金融机构，和公安部对典当业进行监管。2000年以后，为适应金融体制改革要求，经国务院同意，中国人民银行将典当行作为特殊的工商企业移交原国家经贸委统一归口管理。2001年8月，原国家经贸委根据典当业发展的情况，制订并颁布了《典当行管理办法》（国家经贸委令第22号）。2003年机构改革后，典当业的监管划归商务部负责。2005年商务部、公安部发布《典当管理办法》（ 商务部、公安部（2005年第8号令）），自2005年4月1日起实施，《典当行管理办法》(国家经贸委令第22号)、《典当业治安管理办法》(公安部第26号令)同时废止。

清代典当业活动范围由城市伸入农村，成为遍布全国城乡的重要借贷组织。康熙时，据税收资料估计，全国至少有典当二万余家。乾隆时，北京城内外有官民开设的大小当铺共六七百家。鸦片战争后，由于城乡人民生计日益贫困，典当业出现典、当、质、按、押不同等级的划分。

最大的是典铺，资本较多，赎当期较长，利息较轻，接受不动产和动产抵押，对押款额不加限制；当铺只接受动产抵押，押款定有限额；再次为质铺（山西、安徽称质，广东、福建则称按）；押店最小，赎当期最短，利息也最高。由于清政府所征当税、帖捐不断增加，视营业规模大小而多寡不等的各项摊派日益繁多，商人为减轻负担，并摆脱典当行会业规的限制，后来新设典当多称质铺或押店，原有典当也有改称押店的，各类界限已难区分。

此外，还有一种所谓“代当”，亦称“代岁”，或称“接典”，多设于乡镇，如为大典当的分店，称“本代”；与大当铺订立合同，经营质押的代理业务，则称“客代”。

借款人去当铺借贷，主要是应付家庭生活上的紧迫需要，也有个体小生产者用于小本经营，或农民用于生产的。

借贷时先要送上实物验收作押，由当铺付给“当票”，载明所当物品及押借价款，作为当户到期赎取押品的凭证。为使业外人无法辨认，书写当票多用特殊字体。当物虽为新衣，必写成旧衣或注明“破烂”；对金银照例写成铜铅；对器皿则冠以“废”字。借款期限、押借金额和利息高低，根据押品性质和当铺大小因地而异。期限一般自六个月至二年不等。押借金额大多在押品价值五成上下，到期无力取赎，就成“死当”，押品由当铺没收。

清代官方规定，典当利息每月不得超过三分，实际上大大超过，利息须按月计算。过月几天，也加计一月息。当铺在收付款项时，又以所谓“轻出重入”或“折扣出满钱入”的手法，盘剥当户。贷出现金只按九四、九五甚至九折付款，当户赎当时则要十足偿付，利息也照当本十足计算；此外还有各项额外费用的征收。而且抵押品价值越小，赎期既短，利息也最高，故贫穷劳动人民所受剥削也最沉重。乡镇上的当铺还有以粮谷为当本或与大囤户勾结，进行粮食的贷放和买卖等投机操纵活动，农民又须承受实物损耗和进出差价等损失。典当业的残酷剥削，曾激起广大人民的反抗。尽管官府对当铺予以保护和扶植，各地抢劫、焚掠当铺一类事件仍时有发生。

早期典当业多系独资经营，资本自数千两至数万两不等，几乎为山西、陕西商人（俗称山陕帮）和徽商的专业。封建官府和贵族官僚也把它看作营运资本的有利处所。内务府曾在北京开设官当铺十几处，地方当局也有由官自行设典生息。国库和地方各库官款经常拨出一部分发交典商当商生息，称生息银，利率约七八厘至一分。大官僚大商人投资开设典当牟利的，亦屡见不鲜。康熙朝刑部尚书徐乾学曾将本银十万两交给布商陈天石经营典当；乾隆朝大学士和珅拥有当铺七十五座；光绪时大买办商人胡光墉有当铺二十余处，分设各省。

典当业集中体现了官僚、地主、商人三位一体的高利贷资本的活动。官款存放生息曾是这种高利贷活动的有力支柱；一般当铺还可自己签发银票、钱票，作为信用工具，因而其贷出金额（俗称“架本”）远远超过自有资本。后来，官银钱号开设，票号、钱庄业务发达，官额存放减少，则依靠票号、钱庄转手借贷的支持，原有典铺、当铺逐渐衰落。光绪十四年（1888），北京以外各省典当约共七千余家，较前期减少很多。1912年，全国登记的典当数减至四千余家。押店则继续增加，其营业重点亦逐步由城市而转向乡镇。